[摘 要] 习总数次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而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平稳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则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大思路。
习总在2014年5月和7月对经济新常态做了重要论述,在11月份的APEC工商峰会上对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发展机遇和全面深化改革等主要问题做了阐释。在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又从九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而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平稳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则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大思路。
大凡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聚焦某一个主题,提出和运用一个完整而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是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现象与本质综合于事物本身。从表面上看,经济新常态表现为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而从本质上看,则体现为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先基于经济学的学理性研究,提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再从抽象回到具体来研究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增长动力转换问题。
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理论界的认识并不统一。最为广泛熟知的是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需求动力原理”,即一国经济总量可用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大支出所创造的总需求来核算,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一理论为认识经济增长动力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为经典的分析框架。但这一理论只能从需求端来研究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缺乏供给端的分析因子。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研究的主题是“一国国民财富的基本性质和增长的原因是什么”,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讲,就是研究“如何实现一国的经济增长”。亚当?斯密认为,“由于实行劳动分工的所有不同行业的产量成倍增长,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社会出现普遍的富裕,推广到了最底层的人民。”“每一个其他的工人也完全一样,能用自己的大量产物去交换他人的大量产物或其等价品,于是社会的所有不同阶级都变得普遍富裕起来。”[1]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里,他认为劳动分工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好途径。在亚当?斯密看来,劳动分工起源于人的自利与交换倾向,但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从本质上看,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劳动分工。
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彻底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奉行的“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教条。《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研究主题是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决定问题,从本质上看,同样是研究一国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的问题。在凯恩斯看来,“如果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那末,现实中存在的就业量就会少于现行的实际工资下所可能有的劳动供给量,而均衡的实际工资会大于均衡的就业量水平的边际负效用。”[2]在此基础上,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总需求均衡于总供给,只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有效需求不足是一种常态化的状况,这就是造成经济危机和就业不足的根本原因所在。概括地讲,凯恩斯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需求管理”,即要通过政府干预拉动投资和消费,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拉动经济增长。这亦可看出,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需求动力原理”即来源于凯恩斯的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极高声誉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的独特理论。在熊彼特看来,“仅仅是经济体的增长,如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也不能被称作是发展过程。因为它没有产生本质上的新现象,而只是同一种适应过程,像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3]而熊彼特认为,只有创新活动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他将创新归结为五种情况:第一,生产新产品,第二,使用新技术,第三开辟新市场,第四发现和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第五,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熊彼特进一步强调,创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与经济发展的组织者是企业家,促使他们进行创新活动的是“企业家精神”,这种创新活动能够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因此,在熊彼特的理论体系中,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创新活动以及促进这种创新活动的“企业家精神”。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则为经济学界认识经济增长动力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道格拉斯?诺斯在其代表性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本书的中心论点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4]在这里,诺斯所指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实质就是“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在诺斯看来,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努力变成私人收益以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从而推动一个社会财富的增长。这样,诺斯顺延推理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一套完整的产权保护制度是实现财富增长的关键,这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从今天的研究视角来看诺斯的理论体系,其基本要义即为:“一套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有效率的产权保护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所在”。
当然,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丹尼森、多马、哈罗德、卢卡斯等人皆对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基于以上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初步提出“经济增长四元动力模型”,即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四个因子:要素配置、需求优化、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其中,“要素配置”因子来自亚当?斯密的理论,从现代经济学意义上讲,劳动分工实质就是对劳动力要素的一种优化配置。“需求优化”因子来自凯恩斯的理论,通过政府干预或者其他手段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使总需求均衡于总供给,这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技术创新”因子来自熊彼特的理论,当然这里的“技术创新”含义比熊彼特提出的“创新”内涵有所缩小。“制度变革”因子则来自诺斯的理论,这里的“制度”包括体制机制以及经济制度等内涵。
前文的论述,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研究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框架。有了此分析框架,便可以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问题,做一个学理上的分析。实际上,从近十年看,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一位数增长,而2012年和2013年进一步回落到7.7%的年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全年GDP同比增长7.4%,经济增速进一步呈现企稳态势。[5]运用上文提出的“经济增长四元动力模型”来分析的话,中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换的新阶段,其本质上是原有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步衰减,而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孕育和形成之中。
一是传统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劳动力要素配置在发生转换。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劳动力供给的短缺更加明显,“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根据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成本10多年来大幅增长近4倍,单位小时劳动成本由2000年的0.6美元增加至2013年的3.2美元,已相当于泰国的1.7倍、菲律宾的2.6倍、印尼的3.6倍。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中国就业数据显示,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而劳动力供给的总量,预计到2020年的战略节点上,这个数值估计会减少到9.16亿人。[6]因此,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我国依靠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传统人口红利”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二是出口需求发生常态性萎缩,经济需求结构在发生转换。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我国经济是依靠外需的强大动力拉动经济增长,依靠国际市场消化国内产能,以此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经济新常态下,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面临的下行压力和潜在风险有所加大,从而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短时期内,经济同样很难有很大的改观,美欧等经济强国相继提出“再工业化”等措施,发展中国家都在重塑和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环境雪上加霜。因此,这种发展态势倒逼我国必须逐步转换需求结构,将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14年,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51.2%,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正在逐步加强。
三是技术创新效应在逐步增强,要素驱动模式在发生转换。过去30多年我国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在减弱。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的新一轮浪潮,面对企业主动转型、创新意愿的明显加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201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1978年的3倍以上,这是由体制改革、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正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步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转入创新驱动型的经济新常态。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第三次工业迎面而来,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将会大量涌现,这些投资机会将会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和增长点。[7]
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完善,体制机制因素在发生转换。从以往20多年的实践看,我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这里面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资源配置的明显不合理、容易出现严重的问题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表明了我们党对市场经济体制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常态下,政府不搞强刺激,主要通过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减税让利、加快形成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加快财税金融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等途径,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限交给市场,通过市场方式解决好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不断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我国政府通过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运用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等宏观调控方式来弥补“市场失灵”,推动经济平稳增长。
基于“经济增长四元动力模型”的分析,可见我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要素配置、需求优化、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四个因素正在发生转换。而这种转换总体上是向着好的方向在发展,但这种转换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实现的,需要积极谋划,准确研判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趋势,主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通过努力才能最终实现新的增长动力转换。这既是主动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
第一,创造新的人口红利,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被认识和接受,人力资本日益成为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是一国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已经是人口大国,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强国。经济新常态下,要顺利实现劳动力要素配置动力的转换,一是要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创新高校和科研院所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与教育普及。二是要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一步深入研究预防性优生学和进取性优生学,加强遗传咨询、检查、筛查、诊断等服务。四是要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使工人的技术素质有大幅度提高,为创造新人口红利创造条件。四是要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挖掘早期老年人的劳动力资源潜力。
第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优化经济需求结构。经济新常态下,要更加注重内需尤其是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充分发挥我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市场优势、规模优势和制度优势,实现消费扩大与升级新常态。要顺利实现经济需求结构的转换,一是要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夯实居民消费基础。实现消费扩大与升级,解决“没有钱可花”的关键就在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高,这种提高要以收入增长的制度机制来保障。二是要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增强居民消费预期。我国消费市场中存在的“有钱不敢花”的根源在于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三是要优化社会信用环境,提高市场监管能力。要进一步提高市场监管能力,使得广大居民能够“放心消费、安全消费”。四是要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培育居民消费热点。建议通过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大力培育养老服务、医疗健康、旅游度假等新的居民消费热点。
第三,强化科学技术创新,加快实现创新驱动新常态。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应用转化能力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必须摆在主动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核心位置。一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二是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三是要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四是要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完善科技创新政策环境,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同时,要不断健全创新的法治环境,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
第四,加快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机制变革。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核心主题就是研究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体制机制问题,破除阻碍经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体制机制变革,是平稳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任务。要按照党的提出的到2020年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要求,加快体制改革步伐。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开放型经济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市场经济”精神,积极构建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体制机制。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当前要重点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行政体制改革,下好转变政府职能的“先手棋”,以更好地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确保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再迈上一个“新台阶”。
[2]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6.
[6]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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