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行动指南，对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确立了主线

　　党的召开后，习总在主持中央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在2016年7月8日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他又强调：“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建设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首先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党宣言》中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从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出发，运用劳动价值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过程，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阐明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经济根源。正如列宁所说：“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总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党的以来，习总不断丰富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指出：“必须坚持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并且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一系列论述延续了我们党一脉相承的主张，同时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确定了主线、“新发展理念”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引领，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框架

　　新发展理念是习总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总结提炼出的规律性成果，是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习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讲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他特别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创新发展是动力；协调发展是原则；绿色发展是方式；开放发展是路径；共享发展是目的。如果把发展经济比作做蛋糕，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创新发展是解决怎样将蛋糕做大；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是怎样把蛋糕做好；而共享发展是解决怎样分蛋糕的问题。从理论构建的角度看，新发展理念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框架。

　　关于创新发展。习总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大而不强，经济增速快而不优，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然而这种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转向创新发展。如何实施创新发展？习总提出了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的思想，既要通过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又要通过科技创新带动体制创新。

　　关于协调发展。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后，经济就能克服生产的盲目状态，可以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既不会出现生产过剩，也不会出现供给短缺。可是实践证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存在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改革开放前，经济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供给短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又出现新的不协调，主要表现是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而更突出的是结构性问题。习总强调，必须“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关于绿色发展。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曾发出警告，要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要“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做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众所周知，欧美国家曾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走欧美国家的老路肯定行不通。有鉴于此，习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并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关于开放发展。习总指出，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一论断，是基于对我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繁荣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而到了明末清初，中国开始“闭关锁国”，经济也就渐渐落后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到2010年我国就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践证明，以开放促发展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

　　关于共享发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享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最终体现。改革开放之初，同志曾经讲：“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习总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3、“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为研究资源配置确立了基本范式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两只手”。他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关键是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只能履行“守夜人”的职责，主要是维护市场自由竞争。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虽然指出市场有可能在某一时间偏离均衡状态，但同时又说价格机制会让经济恢复均衡，无需政府干预。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展开了一场大论战。1908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内论证了全部经济资源归公共所有、整个经济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的合理性。十月后，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指出中央计划无法确定某种产品最终是否符合需求，也无法计算某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和原材料，因此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可能合乎经济原则。米塞斯的观点，得到了哈耶克和罗宾斯等学者的极力推崇。

　　1936年，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撰文论证，通过“模拟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一时期，凯恩斯针对1929—1933年西方经济大萧条，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指出单靠市场无法解决失业问题，主张国家干预经济。1949年，萨缪尔森对新古典和凯恩斯理论进行了综合，得出的结论是：若一国经济未实现充分就业，就适用凯恩斯理论；若已实现充分就业，国家不应对经济进行干预。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后，又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认为靠价格机制不能实现市场出清，政府应通过经济政策修复市场机制。

　　从中国的实践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学习苏联模式，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开始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探索。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提法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伴随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又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说明关于市场的地位与作用，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习总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习总解释说，这一改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并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市场并非万能，在有些领域市场可能失灵。正是由于市场会失灵，我们不仅要研究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也要研究市场失灵。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失灵，但认为只在三种情况下才会失灵：一是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二是经济活动有外部性；三是在公共品与公共服务领域。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市场其实还有一种失灵，那就是市场分配容易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形成两极分化，对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政府应该加以调控。

　　第三，政府也并非万能，政府管理经济也可能失误。习总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并强调“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习总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明确了政府作用的原则与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我们要将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结构从中低端转为中高端；动力要从投资、出口拉动转为创新驱动。怎样成功地完成这种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政府管理经济的着力点是在需求侧。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措施都是扩大内需。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不仅是需求不足，更主要的是生产体系与需求结构不匹配。一方面，生产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上涨，生态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面，产业升级缓慢，过剩产能累积，需求外溢较为严重，企业效益下降。面对这些问题，仅扩大内需虽能实现总量平衡，但却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问题变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当然要变。

　　从经济学说史追溯，早期的古典经济学是重视供给管理的。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经济学概论》中就提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的观点，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可是1929—1933年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后，“萨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凯恩斯在《通论》中用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论证了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是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于是提出政府要干预经济，主张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扩大需求。从此，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就从供给侧转向了需求侧。

　　习总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显然不同于凯恩斯理论，也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更不是对“萨伊定律”的回归，而是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综合研判全球经济大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符合中国国情、可以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结构性问题也有借鉴价值。

　　全面领会习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要抓住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改革”。党的召开后，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习总明确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习总这里讲的改革，强调的是改革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具体讲：就是要通过改革要素市场体制化解产能过剩；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改革行政审批体制与财税体制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改革金融体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改革投融资体制扩大有效投资补短板。

　　第二个关键词是“供给侧”。习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所以改革必须从供给侧发力。首先要从生产端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供需错位问题。同时，还要优化现有产品和服务功能，提升供给质量，并通过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新的供给，以此创造和引导新的需求。

　　第三个关键词是“结构”。解决结构失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结构性改革的近期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不仅是为了调整供求关系、缓解工业品价格下行压力，而且也是为了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而降成本、补短板，则是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改善企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增强经济增长能力。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体制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治本良药，因此“现阶段推出的短期调控手段，也要注意同改革目标一致起来，推动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