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开年扫黑剧佳作《狂飙》高开飚走,扫黑与破伞并行,热搜与口碑齐飞,掀起了全民观看、讨论《狂飙》的热潮,成为2023年第一部现象级爆款剧。该剧故事紧凑整一,塑造了感人至深的正派人物形象和别开生面的反面人物形象,形成了台网热播、网络热搜、媒体热议、专家热评的现象,热度居高不下。二次创作(表情包、小视频等)大量涌现,《孙子兵法》热销,“大嫂”同款发型出圈,剧外“强盛集团”走红,该剧在现实社会引发广泛反响,呈现出全民狂欢的景象。
《狂飙》以精到的镜头语言演绎了人性和社会多个维度的狂飙,是继话剧《雷雨》之后,成功运用“三一律”的又一典范之作,既有雅俗共赏,全民讨论的热度,又有拷问复杂人性、揭示社会问题的深度。
“三一律”,又称“三整一律”,起源于亚里斯多德《诗学》中的“情节整一”。16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尔维屈罗在解释《诗学》的时候,又增加了剧情时间和演出时间必须一致及限于单一的地点等要求。17世纪布瓦洛在理论上将“三一律”系统化了,明确表述为“我们尊重理性的法则,愿意情节照艺术的要求发展;在一天、一地完成一个事件,一直把饱满的戏维持到底。”(布瓦洛:《诗的艺术》)后来“三一律”成为欧洲古典主义戏剧创作的铁律。其实严格遵守“三一律”是困难的,就连高乃依和莫里哀都曾叫苦不迭。
“三一律”创作原则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其中应用这一原则最成功的作品是话剧《雷雨》。《雷雨》的叙事时间在一天之内,地点却有两个,叙事结构多线交织,细究起来并非完全严格遵循“三一律”。“三一律”对于时间、地点和单一事件的刻板规定和日益广阔的社会生活不相适应,因此完全遵循“三一律”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三一律”原则一般在故事迫近时开场,迅速展开冲突和对立,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和悲剧效果。这对话剧、影视和文学叙事具有有益的借鉴作用。《雷雨》就是吸纳了“三一律”的精神内核而未拘泥于其对时间和地点的刻板要求而成为至今未被超越的话剧经典。
《狂飙》则将“三一律”成功应用于电视剧叙事,成就扫黑剧又一经典。《狂飙》呈现的故事时间从2000年起,至2021年结束,跨越时间长,但是叙事时间集中在2021年这一年,将21年的广阔时空以倒叙、插叙的形式呈现。叙事地点主要集中在京海市,同时存在跨省办案等情况。主要情节集中在京海市的扫黑破伞行动,具体分为两个相辅相成的侧面,一方面是查清强盛集团涉黑涉恶问题(扫黑),另一方面是教育整顿京海市政法队伍(破伞)。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行动,因为京海市黑恶势力的坐大和政法队伍的被侵蚀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狂飙》同样没有拘泥于“三一律”对时间和地点的刻板要求,以更广阔的的时空反映更加复杂和变迁的社会生活;但该剧遵循着“三一律”的精神内核,其叙事时间、地点和情节高度集中,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故事和强大的叙事张力。
《狂飙》将扫黑破伞这一行动分为两个线索,一个是以安欣为代表的政法队伍与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斗争,一个是以高启强为代表的黑恶势力的嚣张及其对政法队伍的侵蚀,以简单干净的双线叙述推进情节,形成了张弛有度、明快有力的三幕式叙事结构。《狂飙》第1集奠定了全剧的叙事背景和基调:在扫黑除恶进入常态化,同时刀刃向内对政法队伍进行教育整顿的大背景下,临江省决定成立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任命徐忠为组长、扫黑督导专员。临江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以京海市强盛集团涉黑涉恶的举报材料为线索,在京海市驻点开展专项工作。在这样的工作背景下,强盛集团的高启强和公安系统的安欣同时进入了省督导组的视野。第1集的镜头在2000年和2021年之间来回穿梭,镜头有力地呈现了朝气蓬勃的青年安欣和一脸沧桑的中年安欣、卑微老实的青年高启强和深不可测的中年高启强的巨大反差和对照。这种反差和对照吸引观众一探究竟,也将2006年这个关乎命运的分岔口和抉择点顺势带出。2000年故事开启、2006年命运岔口的不同抉择、2021年的利剑出击,三个时间拐点对应着故事情节和人物发展的起承转合。尽管《狂飙》事件、人物繁多,但一系列事件和人物被双线叙述编织在一起,一丝不乱。
《狂飙》在叙事上形成了高度集中一致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其三幕双线叙事结构非常工整有力,形成了黑白对峙的基本叙事格局。《狂飙》在叙事上的成功得益于“三一律”的运用。“三一律”最突出的长处就是通过对情节、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从而凸显故事的戏剧性、冲突和矛盾的剧烈性,从而表达更加浓烈的情感,塑造更加典型的人物,形成更加整一的古典美学风格。扫黑类型片恰恰需要故事的戏剧性、冲突和矛盾的剧烈性、情感的浓烈性和人物的典型性。《狂飙》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三一律”的长处,凸显了扫黑除恶和黑恶反扑与渗透的剧烈冲突,塑造了各有特点的人物群像,呈现了广阔时空里黑白交锋中人的变化、社会的变迁。
《狂飙》的三幕双线叙事结构为其搭建了一个具有张力的故事架构,而人物设定的反差进一步增强了该剧的戏剧性张力,由此产生的人物成长曲线的对照引发更多关乎人性和社会的警示与深思。
2000年、2006年、2021年的三幕剧由黑白对峙的两条线索推进。指导组对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自然扯出了好人(安欣)的困顿史的线头;指导组对强盛集团的调查,也顺势扯出了坏蛋(高启强)的嚣张史的线头。两条线索是一个行动的两面,时而并行不悖,时而交织碰撞。这两条线索又集中成为两个代表性的人物成长曲线,一个是善良、正直、正义的安欣的困顿,一个是卑微老实人的逐渐黑化。
高启强的人物曲线显然是倒霉蛋的觉醒和小人物的奋发。这种人物性格的转变和生活经历的传奇一直深深吸引着观众。小鱼贩高启强被市场管理员勒索,在除夕夜被暴打被诬陷,和弟弟一起创业开店又被索贿。这样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小人物,在黑道多股势力对峙的夹缝中求生存,九死一生中完成了身份进阶。这种处处充满意外的人生曲线尤其能引发人们的共情(哪怕他成长为一个杀人放火的黑帮大佬和坏蛋),这种戏剧性张力和张颂文的精湛演技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深受人们喜爱的反派人物形象。
如果说高启强的人物曲线年急转直下的话,那么安欣的人物曲线则是逆水行舟。虽然最终在和高启强的对峙中胜利,但是这个胜利让他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当安欣决定和黑恶这头怪兽决斗的时候,他得到的只能是劫后余生。2000—2006年的安欣是充满着希望的安欣,他有勇有谋,欣欣向荣,乐于助人,敢于和黑恶势力周旋和决斗。这时的安欣有长辈的真诚关怀,有爱人,有战友,立了大功受到表彰,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似乎往前一步就能拥有一切。
然而就在他接受表彰的时候,他选择与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叫板,他的前途已经注定黯淡。2006年之后,他开始一点一点地失去。他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对公安系统的信心、战友、理想和爱人,最后被调离心爱的岗位,直到一无所有。更可怕的是,安欣的失去是一个沉默无声的过程。表面上他只是一个混得不好的人,实际上他被黑恶这头怪兽吞噬了一切。安欣的人生曲线无声却有力,他从来没有像高启强一样张扬过,可是其心理路程的从希望到绝望,其存在的从高调到黯淡,实际上历经了一种断崖式的转折。这种无声却惊心动魄的转折远比高启强的嚣张难以演绎,安欣的扮演者张译精准地传达了这一点。他把在2006年之前胸怀理想、内心富足的安欣和2006年之后逐渐失望乃至绝望并一点点接近崩溃的安欣都表现了出来。
安欣是理想、正义的化身。他帮助弱小,为除夕夜挨打的小鱼贩高启强及其弟妹送去了温暖,关照、鼓励在菜市场受欺负的高启强通过学习文化知识等正当途径改变命运;他保护战友,宁愿舍命抱住炸弹;他勇敢坚韧,既能深入虎穴探查案情,又能锲而不舍追查黑恶势力。他的眼睛揉不进沙子,他的心底装不下罪恶,他苦口婆心劝导高启强及时回头。
但是安欣的善良和暖意唤不醒一颗被权势和蒙蔽的心。高启强自小被生活的阴影笼罩(高父酗酒家暴),承担着生活的重负(他是弟妹的家长),在市场卖鱼为生,被菜场管理员唐小龙唐小虎欺负,被电信局的索贿,无意中卷入了黑帮争斗九死一生。在命运的分岔口,一条通往释然,但是需要他承担错误,并且大概率会继续被生活的阴影笼罩;一条通往所谓的成功,但是他必定泥足深陷,必定成为笼罩在别人身上的阴影。他没有听从安欣的劝导,而是选择和安心背道而驰(第11集)。
好人的困顿史和坏蛋的嚣张史,安欣和高启强,这两条道路和这两种人,都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过分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公平造成的后果。安欣虽然是个孤儿,但是一直受到京海市公安局局长孟德海和常务副局长安长林子侄般的照拂,在同事眼中他是个有“靠山”有前途的。可是随着案件的发展,安欣亲眼看着身边最亲近的人被拉拢被腐蚀(师傅曹闯勤勤恳恳扎根在前线,却一直得不到升迁,被赵立冬利用,成为射杀徐江的一把枪;最好的战友李响顶不住赵立冬的威逼利诱,一步错步步错),逐渐意识到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强大,他顶着巨大压力但初心始终不改,哪怕被孤立被打压成为职场边缘人。当他被调离刑侦岗位成为一名痛失所有的时候,在熙熙攘攘的车流中,完成了最后一次身份进阶的高启强向他投去了深深的一瞥(第26集)。
这是胜负已分的一瞥,也是京海市好人困顿、坏蛋嚣张的分水岭。从此,高启强在京海横行霸道、耍狠斗勇、嚣张至极,而安欣则身躯佝偻、满头白发、一脸沧桑。
安欣、高启强这两条人物曲线自身形成反差,二者之间又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反差和对照凸显了抉择的艰难、命运的偶然和人性的复杂。除了这两条曲线和这两个主要人物,《狂飙》的人物群像之间还形成了反差和对照。曹闯、李响、张彪、杨健等少数人被黑恶势力、保护伞拉拢腐蚀,于是剧中代表着正义的政法队伍逐渐由白色变成灰色;犯罪分子阵营里的高启强、高启盛之间的兄弟情深,疯驴子凶残之中夹杂的一丝义气,老默的有恩必报,高启强对妻子的深情,陈书婷对正常安稳生活的期盼,唐小虎对高启兰和高晓晨的拼死保护,这些人性的闪光从黑恶阵营的底色中透出一丝亮光和色彩,黑色也便没有那么黑。在黑白对峙的氛围中,该剧以有力、凝重的镜头语言,在典型人物或坚守、或沦陷、或嚣张的进程中,最大维度地拷问和呈现人性的与复杂。
《狂飙》的主要冲突和矛盾是黑白对峙与斗争,因此《狂飙》的人物群像主要分为黑白两个阵营,一方是坚守正义和底线,勇于和黑恶做斗争的政法队伍;一方是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不管哪个阵营,都以男性群像为主,该剧还以大量浓墨重彩的镜头塑造了两个阵营的典型人物:政法队伍中的英雄形象安欣和黑恶势力中的枭雄形象高启强。不管是英雄还是枭雄,都是男性的强者形象。
与英雄形象安欣互补和对应的是非常脸谱化的“白玫瑰”女性形象孟钰。孟钰是一名富有社会责任心的记者,但是为了母亲(亲情)和安欣(爱情),决定从北京回到京海发展,成为协助安欣侦破案件的线人。白玫瑰孟钰是英雄安欣的补充和助手。英雄安欣的社会责任感远远大于爱情,当二者产生冲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放弃了爱情,尽管以保护之名。
与枭雄形象高启强互补和对应的是非常脸谱化的“红玫瑰”女性形象陈书婷。陈书婷烫发,红唇,细高跟鞋,着装色彩浓烈,非常符合人们想象中的狠厉、美艳、精明的黑道“大嫂”形象。和高启强的乐于开疆拓土相比,她想安定下来,不想带着孩子东躲,希望高启强能够将涉黑涉恶的产业洗白,做正经生意。这样的“红玫瑰”,表面上是男人堆里的鲜花,实际上是枭雄高启强的绿叶。在完成高启强引路人的任务和建立一个温暖的家庭之后,她不能成为羁绊枭雄征服世界的绊脚石,因此她必须成为挂在墙上的照片和停驻在枭雄心底的一抹深情。不管是“白玫瑰”还是“红玫瑰”,在《狂飙》男性话语的语境中只能处于被主导被决定的辅助位置。《狂飙》呈现的是男性世界与男性话语,审视的是在男性英雄或枭雄成长中的人性之殇和社会悲剧。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悲剧艺术包含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与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幸福与不幸系于行动)”。《狂飙》契合这样的悲剧艺术,其情节紧凑整一,冲突剧烈,和时间、地点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以发展的情节、不断变动的复杂人性凸显社会和人的悲剧,呈现出一种深沉的、古典的悲剧美学。总起来讲,该剧呈现了执法者、普通人及逐渐黑化的犯罪分子被黑恶这头怪兽或伤害或异化或吞噬的社会悲剧。在黑白对峙、善恶交锋的进程中,又淋漓极致地展现了人性之殇。
不管是执法者、普通人或黑恶势力,当他们不幸被黑恶这头怪兽注视的时候,无不经历着失去的痛苦,无不经历着被黑暗异化的危险。陆寒、谭思言等人坚守底线,维护正义,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曹闯、张彪、杨健、李响等人原是队伍的一线精干力量,在面对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时候都没守住底线,成为队伍的灰色人。曹闯被副局长的许诺俘虏(这里也有制度的反思,为什么忠于职守,扎根一线,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一直未得到提拔);张彪面对唐小龙无孔不入的侵蚀与拉拢,为他通风报信;杨健没有抵挡住和金钱的,从禁毒骨干变成了贪腐骨干;更令人惋惜的是李响,他无力对抗赵立冬的权势,违心为赵立冬做了很多违法的事情,在职责和良心的驱使下决定收集赵立冬的罪证,反被赵立冬所害。曹闯、张彪、杨健的陷落说明政法队伍一部分人底线的丧失,而李响的坠楼在剧中隐喻着理想坠落、正义蒙尘的社会悲剧。
泰叔、徐江、白江波、程程、高氏兄弟、蒋天、唐氏兄弟等涉黑势力,李有田、李宏伟等村霸和赵立冬、龚开疆、何黎明、王秘书等保护伞,他们既是加害者,同时也被黑恶异化、反噬。白江波、徐江、泰叔、高启强、蒋天等全部卷入黑帮争斗,得势时风光无两,失势时性命不保,累及家人;高启强和程程的黑帮内讧你死我活;黑帮和村霸的利益之争让双方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高启强的小人物崛起和消亡史,就是涉黑势力和犯罪分子在不断的争斗、械斗、倾轧、内讧中被异化的历程。他最终被黑恶反噬,走向罪恶和死亡。
恰恰是因为好人的困顿和坏蛋的嚣张,破坏了正常的经商、生活环境,以石磊为代表的企业家,以李青父子为代表的普通村民,情侣大街上的小商户等普通人都受到了涉黑势力和村霸的侵害,甚至到了家破人亡的境地。他们失去了合法的权益、尊严甚至生命。
安欣的困顿史则更加具体全面地呈现了这种失去,痛失战友、前途、尊严、生命、爱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失去,而是在对抗黑恶的时候,人性的失去、集体的失去和社会的失去。当利剑出刃,荡涤罪恶的时候,最终受到了审判,正义最终获得了胜利,但是失去的永不复返,无人可以全身而退。
《狂飙》以整一、对称的叙事结构架构了故事,又以隐喻的镜头语言呈现了在利益、和正义、底线冲突中人性的渐变与复杂,黑恶滋长环境中社会悲剧的成因与疗方。可惜该剧自第26集之后,整一的叙事逐渐失控,一些重要人物有头无尾,高启强等涉黑势力的崩塌稍显草率,一些镜头细节存在错漏(比如第1集嘴型对不上,孟德海自述61岁,孟钰的身份证件却是1975年,不符合人物年龄设定),但是总体而言,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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