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改进版，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探究消费刺激是否有必要，是否有用以及如何刺激才有效；侧重学理探讨，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

　　目前，支持消费刺激的经济学家，多数以凯恩斯的理论为依据——凯恩斯学说论证了消费刺激的必然性。

　　“1934年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的房间中，当我正准备与凯恩斯共进晚餐时，他善意地讽刺了我在搁架上挑选毛巾而避免弄乱其他毛巾时的小心谨慎。他用胳膊扫一下就将两三条毛巾扫到了地板上。”

　　“他开玩笑地说道：‘我确信与你非常谨慎地避免浪费相比，我对于美国经济更加有用，因为通过弄乱这些毛巾可以刺激就业。’”

　　凯恩斯是消费刺激论最著名的鼓吹者。他的理论依据是有效需求不足假说，有效需求不足假说以三大心理倾向为支撑，其中一项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比如，你月收入5000时，属于月光族，100%用于消费；当月收入5万时，可能60%用于消费；但月收入10万时，可能只有40%用于消费。

　　收入越多，用于消费的比重越少，如此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需求递减。再加上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市场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失去动力。

　　凯恩斯的解决方案是，政府干预，投资基建，刺激消费，以促进有效需求增加，拉动经济增长。所以，凯恩斯学说是需求经济学。

　　按这个学说推演下去，如果将毛巾打翻在地可以增加需求和就业，那么凯恩斯应该把酒店烧掉，如此酒店重建，可以扩大建筑工人、钢铁工人、纺织工人、伐木工人的就业，拉动经济增长。

　　换言之，凯恩斯只缴纳了房费，却没有支付额外的卫生服务费用，酒店却要为他的行为雇佣更多的服务员，那么酒店的损失谁来承担？

　　如果这种事情凯恩斯或所有客人反复做，即多次博弈，酒店定然会增加房费。如此，凯恩斯为此付出更高成本，他还会这样做吗？

　　如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那么储蓄率则会持续上升。但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采用了美国90年的统计数据证明，储蓄率一直非常稳定。

　　不过，生活中，感觉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好像是存在的。随着收入增加，我们很自然会增加存款，而不是将所有钱消费掉。

　　比如，你现在是月光族，所有收入用于消费。明天中了1000万（偶然所得），你计划拿出100万来“报复性消费”，剩下900万先存起来。这样，短期内你的储蓄率提高了，出现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但是，一旦将时间拉长，突然暴富变成小概率事件，社会财富只会缓慢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就消失了。

　　永久性收入假说认为，我们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永久性收入，而不是“暂时性收入”和“偶然所得”。

　　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财富不可能在短时间大幅度增长。正如我们多数家庭的收入基本是缓慢增加的或维持不变的。在缓慢增长下，消费占比、储蓄占比不会有大变化。

　　人们是根据过去的储蓄、当下的收入以及未来的预期来安排消费的。比如预期明年收入增加或稳定，今年可能会按揭买个车，这笔消费实际上是考虑到了今年的收入以及明年甚至后年的预期收入而做出的决定。

　　若生意好做，投资容易赚钱，人们会将更多的钱拿去投资，而不是消费。若投资收益率下降，人们可能会选择将钱存起来，可能会缩减一些不必要的开支。

　　若房价上涨，人们更倾向于投资房产；若物价上涨，资产价格下跌，人们更倾向于消费，以避免货币贬值。

　　所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不成立，凯恩斯学说失去了立论基础。现实中，有效需求不足并非必然，消费刺激也非必然。

　　凯恩斯最大的贡献是，将经济学推至宏观视野观察。凯恩斯最大的弊端是，将经济问题的因果搞反了，将目的与手段搞反了。于是，很多经济学常识被扭曲，很多经济政策变成了“毒药”。

　　其实，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发达国家的消费比重都很高，这是经济长期发展财富持续积累的结果。

　　“三驾马车”理论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主张，消费、外贸以及投资需求并非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的结果。

　　一个房客给了100押金酒店老板看房，于是老板把钱拿了还给了欠屠夫的肉钱，屠夫又拿这100还了买饲料的钱，卖饲料的把钱还给了一个小姐，小姐欠酒店老板的房钱，于是又还给了老板，结果客人没看上房于是老板又把那一百块钱还给了客人，而且所有人都还清了债务。

　　这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案例。很多人用这个案例来支持央行“印钱”，支持凯恩斯学说——货币驱动原理。

　　其实，这100元并非凭空创造出来的，酒店老板能够拿来去还债，是因为他为客人提供了看房的服务。

　　换言之，这100的“信用值”，是酒店老板创造的，而非天上掉馅饼（并非央行印钱）。正因为他提供了服务（原因），后面才有一系列消费债的偿还（结果）。

　　反过来，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刺激消费，岂不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如此，人不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手段吗？

　　消费是结果，告诉我们一个基本常识：若老百姓手上有钱，不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更不需要消费刺激；如果消费者没钱，刺激又有何用？

　　不过，有人会提出“国情问题”：西方国家为消费型经济，东亚国家为储蓄型经济，东亚国家搞消费刺激能否带动经济增长？

　　其实，不管是高储蓄，还是低储蓄，消费者都是在一定文化传统、社会保障、金融条件之下做出的理性选择。

　　西方国家低储蓄，是建立在高社会福利及公共用品之上，国民没有太多后顾之忧，敢于透支消费、信贷消费。

　　另外，东亚国家的国民受历史影响缺乏安全感，普遍倾向于为自己和下一代储蓄。这些储蓄是一种理性安排，有助于应对未来的经济波动。

　　日本的社会福利水平很高，但国民储蓄依然很高。日本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低迷，但经济质量、生活质量都不错，主要原因是这个国家高储蓄率起到了缓冲作用。

　　所以，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属于国民的理性安排——养老及安全储蓄，并非是“多余”的资金。针对高储蓄搞消费刺激，对经济增长作用大，若真把他们的钱掏出来，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及稳定不一定有利。

　　反过来，政府若提高社会福利，推翻住房、医疗和教育“三座大山”，老百姓更有安全感，自然更愿意拿出储蓄来消费，而不需要刺激。

　　适度赤字消费和温和通胀同理，其实是刺激人的惰性，让人在压力下更加努力赚钱。短期来说，对经济增长有帮助，但是长期无效。如果赤字失控，还可能引发消费信贷危机。

　　这符合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设。人们根据自己的收入预期安排消费。此类信贷并无不妥，属于正常的消费安排。若加以刺激也是多余，对经济增长无益。

　　例如，采用各种手段刺激汽车消费，尤其是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消费盛宴过后，汽车销量断崖式下跌。为什么？

　　所以，正常的信贷消费，无需刺激，刺激也是徒劳；过度透支的信贷消费，刺激反而容易引发债务危机。

　　通常，政府的资金本质上是国民财富，主要用于国防、民生及公共用品建设。政府用在公共用品上，与补贴国民没有本质区别。

　　假如14亿人，每人“凭空”多了100元，这导致人民币的购买力下降，国民的财富并没有增加。如果此举可行，国人创富寄托于央行“撒钱”即可。

　　政府财政补贴国民，相当于让利于民。目前，中国政府负债率低于居民负债率和企业负债率。中国政府财政力量雄厚，国有资产储备惊人，央企利润极其丰厚，这些财富本质上是国民的，在国家遭遇灾害时，政府及央企有责任援助国民。

　　但是，政府举债也有个度。今年政府赤字率大概率要突破3%。但是，不应该将赤字率提得太高。因为只有守住货币闸门，抑制债务扩张，才有可能倒逼盘活低效的国有资产，提高财政使用效率。

　　现金或消费券的发放涉及到公平性问题。如果城市户籍发，农村户籍不发，这样有失公平。当然，或许做不到绝对公平。地方财政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本省、本市、本区的发放金额和对象。

　　值得注意是，发放现金或消费券对经济恢复的原理：并不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是接上了消费这一市场循环，让中断的市场重新转起来，增加市场信心和预期，重新启动供给端。

　　滞胀危机时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埋葬了凯恩斯学说，供给学派呼吁“重回萨伊时代”，经济学再次回到供给侧。

　　金融危机后，凯恩斯学说（后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理论）再次复活。历史总是在轮回中进步，有时也可能。

　　这个理论，搞销售的人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受市场营销理论的影响，很多人认为，需求决定生产，如果生产出的产品不是市场所需，定然产生过剩。

　　经济增长是由“破坏性创造”推动的。受边际投资递减规律支配，当增长率递减到一定程度时，技术创新推动边际曲线右移，重新拉高经济增长率，而后又进入新一轮的递减周期。

　　技术创新，就是供给侧。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并不是靠需求端推动的，而是靠供给端。经济增长依靠的是供给端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

　　大卫·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也有类似的表述。老穆勒曾经说过：“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目的是消费”。

　　在萨伊看来，消费刺激一点用都没有，消费者手上没有钱，再怎么刺激也解决不了问题。萨伊将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向指向供给端，而不是凯恩斯的需求端。

　　假如市场严重过剩，企业则会降价销售，相当于提升产品的性价比，也实际上是在供给端解决问题；或者是，开发出新产品，替代过剩的产品，重新激活市场。这也是在供给端解决问题。

　　所以，根本问题在于产品供给出了问题，产品同质化，没有开发出新产品。如果产品不创新，依靠刺激消费，无法解决市场低迷的问题。因为市场低迷已经说明，市场对老产品的需求降到了很低的程度，亟需新产品激活。

　　如此，解决的办法只能在供给端。企业开发新产品，重新激活市场需求，扩大生产，扩大就业，提高工资收入。

　　萨伊定律，其实是古典主义理论最为简洁明了的描述。但是，萨伊学说，是最容易误解的经济学理论，看起来漏洞百出，实则洞悉到经济本质。

　　理解了萨伊定律，实际上就洞悉了经济的本质。萨伊打准了经济问题的“七寸”：“鼓励消费无益，重要在于激励生产。”

　　萨伊学说则从供给端出发，搞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创造新产品激发新需求，重新启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

　　萨伊定律，一方面是让我们更加清楚经济为何增长，动力来自哪里；另一方面说明政府发放现金或消费券对经济的作用，本质上来自供给端，并非来自需求端。

　　短期，给国民发放现金或消费券，帮助市场接上消费这一循环，促进经济增长预期，启动供给侧的创造。

　　如今，失业压力和收入下降的压力增加，放松小摊贩的管制，可以促进这一群体，甚至更大群体的就业与增收。

　　长期，政府加大供给侧的投入，比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促进人力资本增值，间接促进民间消费与投资。